1923年,还在欧洲留学的陈寅恪(1890—1969)给妹妹写信说:

*** 文大藏经,多龙树马鸣著作而中国未译者。即已译者,亦可对勘异同。我今学藏文甚有兴趣,因藏文与中文,系统一系文字。如梵文之与希腊拉丁及英俄德法等同属一系。以此之故,音韵训诂上,大有发现。因藏文数千年已用梵音字母拼写,其变迁源流,较中文为显著。如以西洋语言科学之法,为中藏文对照之学,则成效当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然此非我注重也。我所注重者有二,一历史,唐史西夏 *** 即吐蕃,藏文之关系不待言。一释教,大乘经典,印度少少,新疆出土者亦琐屑。及小乘律之类,与释教史有关者多。中国所译,又颇难明。我偶取金刚经对勘一过,其注解自晋唐起至俞曲园止,其间数十百家,误解不知其数。我以为除印度西域外国人外,中国人则晋朝唐朝和尚能通梵文,当能得准确之解,其余都是望文生义,不足道也。

陈寅恪

这封史无前例的《与妹书》位列陈寅恪著作目录之榜首,或亦可算是他揭晓的最早的学术作品。于此,陈寅恪首先对梵、藏、华文释教对照语文学研究的学术意义表达了逾越时代的远见卓识,他以为对勘汉藏文佛经之异同,必将于汉语“音韵训诂上,大有发现”,“如以西洋语言科学之法,为中藏文对照之学”,则可逾越以乾嘉诸老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学术之成就。接着,陈寅恪对自己往后的学术偏向做了计划,明确历史和释教将是他未来学术研究的重点;历史研究则以吐蕃、唐和西夏历史为主,而释教研究则以对印度、西域和汉地大乘佛典的对照研究和释教史为重点,尤其重视梵、藏、华文佛经的对勘,以此来纠正汉译佛典及其注疏中由于译著者不擅梵文、望文生义而泛起的种种错误。

陈寅恪于西欧留学时代,主修梵文、巴利文和印度学,同时还接受了很好的中亚语文学(Central Asian Philology, Sprach-und Kulturwissenschaft Zentralasiens)训练,曾学过藏文、蒙古文、满文、古回鹘文、西夏文、波斯文等中亚(西域)语文,是一位十分难过的优异东方语文学家(Oriental Philologist)。以是,在回国之前他立志要以释教和中亚(西域)语文学研究为其未来学术研究之重点,以在中国开创释教和西域语文学研究的学术新风尚。然而,虽然今天陈寅恪成了全民膜拜的学术偶像,被捧为一代文化的托命之人,却少见有人对他的释教和吐蕃、蒙古、西夏等西域区域的历史和文化的研究有任何称道,言者都对他的中国中古史和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研究推崇备至,他最脍炙人口的著作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1940)《唐代政治史述论稿》(1941)和《论再生缘》(1953)《柳如是别传》(1954)等,其中没有一部与释教和西域研究直接相关。今天的陈寅恪是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文学家,甚至照样一位卓越的哲学家、头脑家,他是民族、国家、学术、传统、气节和情怀的象征,可唯独很少有人记得陈寅恪还曾是一位训练有素,且有卓越成就的东方语文学家。实在,不论是从他留学西欧时的修业履历,照样从他回国后的前近十年间于清 *** 学院和中文、历史二系的教学和科研成就来看,陈寅恪首先是一位专业的东方语文学家,他对释教语文学和中亚(西域)语文学于中国学界的引进和开展,具有无与伦比的学术孝敬和影响力,他是中国现代蒙古学、 *** 学、西夏学、满学、突厥学研究的开创者。由于他学贯中西,兼擅中国传统汉学和西方中亚(西域)语文学(“虏学”),故是傅斯年(1896—1950)于中央研究院确立历史语言研究所,起劲建构和实践中国“民族语文学”(National Philology),并由此而实现对中国传统人文学术现代化时代最博学和最理想的人文学者的尊崇。

笔者前此曾就陈寅恪与语文学的关系做过一个总体性的叙述,于此谨再就他与释教语文学和藏学、蒙古学等学科在现代中国之开创的孝敬和成就,做一些详细的叙述和讨论,以就教于方家。

蒋天枢著 《 陈寅恪先生编年岁辑》

1919年至1921年,陈寅恪于哈佛大学印度语文学系(the Department of Indic Philology)随兰曼(Charles Rockwell Lanman,1850-1941)教授学习梵文,长达二年有余。自1921年至1925年,陈寅恪入德国柏林大学随古代印度语言和文献学教授路德施(Heinrich Lüders,1869-1943)“治东方古文字学”(Oriental Philology),主要学习梵文、巴利文,时长近五年之久。众所周知,陈寅恪外洋留学深造从不以获取任何学位为目的,但若论其留学时的主修科目,则无疑当数梵文和印度研究。可是,学成归国后的陈寅恪并没有选择像他的二位导师一样,做一名职业的梵文和印度学家,专门从事梵文、巴利文文献的语文学研究。路德施本人,以及他的门生林冶教授(Ernst Waldschmidt,1897-1985,他曾是陈寅恪在柏林大学学习时的同砚,也是季羡林厥后于德国哥廷根大学修业时的导师),对于印度学和释教研究的更大孝敬是他们对那时于中亚(西域)新出土的梵文释教文献残本的仔细的整理和研究。然而,陈寅恪并没有走和他们同样的学术门路。

据曾经与他二度于哈佛和柏林同砚的俞大维(1897—1993)回忆说:“他的梵文和巴利文都特精。但他的兴趣是研究释教对我国一样平常社会和头脑的一样平常影响。至于印度的因明学及辩证学,他的兴趣就对照淡薄了。”同样,陈寅恪自己也曾坦言:“寅恪昔年略治佛道二家之学,然于玄门仅取以供史事之补正,于释教亦止对照原文与诸译本字句之异同,至于微言大义之所在,则未能言之也。”可见,陈寅恪专心学习梵文、巴利文的目的是并不是要当一名职业的梵文和印度学家,而主要是为了研究中国的释教,即先要识字,学好梵文、藏文是为了读懂华文佛典,通过梵文、藏文和华文佛经的对勘,来纠正汉译佛典及其注疏中由于译著者不擅梵文、望文生义而泛起的种种错误,进而考察由释教的撒播而带来的中印文化互动、交流的历史,研究释教对于中国社会和文化的深刻影响。

俞大维

及至20世纪20年月初期,天下治梵文和释教学的学者们已更先熟悉到藏语文和藏文释教文献对于梵文和印度释教研究的主要意义,至今主导天下佛学研究的印藏佛学研究(Indo-Tibetan Buddhist Studies)传统正在形成和生长之中;然则,那时还很少有人注重到梵、藏语文和梵、藏文释教文本对于汉藏语言的对照研究、汉藏语系的构建和汉传释教研究同样具有十分主要的意义,也还没有人做梵、藏、华文三种释教文本的对照研究,以此来纠正汉译佛典中泛起的种种误解和错误,到达准确明白华文释教文献的目的,并进而探索大乘佛典自印度、经西域至中国形成和生长的历史。而于中国学界,那时还没有一位学者真正读得懂梵文、巴利文文献,陈寅恪是第一位在外洋主修梵文、印度学,并在中国大学开设梵文文法和佛经翻译课程的中国教授。由于陈寅恪本人是一位天才的汉学家,他原本就十分熟悉汉传佛典,故在他于西欧接受了梵文和印藏释教研究的训练之后,便率先注重到了对梵、藏、华文释教文本举行对勘和对照研究的主要学术意义,设计出了一条异常有创意的梵藏/汉藏释教语文学的学术门路。

值得一提的是,比陈寅恪更早更先在梵、藏、汉释教语文学这个领域探索,并做出了很大的学术孝敬的是昔时亡命中国的爱沙尼亚男爵、印度学和释教学家钢和泰(Baron Alexander von Stael-Holstein,1877-1937)。他是一位于德国Halle大学取得了印度学博士学位的科班梵文/印度学研究专家,早年也曾随路德施教授学习过梵文,结业后曾在英国牛津大学、俄国圣彼得堡大学从事印度学的教学和研究事情。1918年俄国革命发作,那时正在中国接见的钢和泰今后更先了他于北京近二十年的亡命生涯。他曾作为特聘的客座讲师和教授,多年在国立北京大学开梵文、印度宗教、历史等课程。1927年,在哈佛燕京学社等西欧学术机构的辅助下,钢和泰在北京创建了中印研究所(Sino Indian Institute),专门从事以梵、藏文教学和梵、藏、华文释教文献的对勘为主的印、藏、汉三种释教传统的对照研究事情。他更先对梵文佛典与响应的华文佛典举行对勘,尝试以华文佛典中对梵文咒语的音译来研究中国古代音韵,获得了那时中国著名学者梁启超(1873—1929)、丁文江(1887—1936)和胡适(1891—1962)等的欣赏和热情支持。钢和泰历久专注于做《大宝积经》之梵、藏、华文本的对勘,1926年,他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书了英文著作《大宝积经迦叶品梵藏汉六种合刊》(The Kācyapaparivarta: a Mahāyānasūtra of the Ratnakūta class /edited in the original Sanskrit, in Tibetan and in Chinese)。这是天下释教研究史上第一部做梵、藏、华文佛典对勘的释教语文学经典著作。1923年,钢和泰在《国学季刊》创刊号揭晓了由胡适亲自翻译的《音译梵书与中国古音》(The Phonetic Transcription of Sanskrit Works and Ancient Chinese Pronunciation)一文,尝试用西方历史对照语言学的方式,用华文佛典中的音译梵文咒字来研究中国古代音韵,曾于中国学界引起了伟大的回响。

钢和泰

前述陈寅恪对于梵、藏、汉释教语文学的学术兴趣和设想,显然与这位亡命中的爱沙尼亚男爵不约而同、殊途同归。陈寅恪回国后即在清 *** 学院开设“佛经翻译文学”和“梵文文法”等课程,北京大学也曾特邀他去解说“佛经翻译”课,显然有意在中国开拓梵、藏、汉释教语文学的研究。惋惜这样的学问离那时中国学者们的学术关注太过遥远,曲高和寡,不管是陈寅恪,照样钢和泰,他们都没有能够乐成地在此前从未受过任何语文学训练的清华和北大学生中找到他们的学术知音,故并未能在中国开创出梵、藏、汉释教语文学的学术传统。在此时代,陈寅恪多年来一直热心于介入钢和泰主持的私塾型读书班(privatissimum),与他一起对勘和校读梵、藏、华文本的《大宝积经》《妙法莲华经》等。那些年间,先后介入这个每周 *** 小时在钢和泰位于东交民巷的私宅内举行的读书班的,除了有钢和泰的中国门生于道泉(1901—1992)、林藜光(1902—1945)等人外,还曾有一众厥后名闻天下的西欧梵文/印度学家、释教学者、汉学家等,如雷兴(Ferdinand Dietrich Lessing,1882-1961,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汉学教授)、韦勒(Friedrich Weller,1889-1980,德国莱比锡大学印度语文学、汉学和东亚宗教史教授)、李华德(Walter Liebenthal,1886-1982,德国图宾根大学汉学、释教学声誉教授)、顾立雅(Herrlee Glessner Creel,1905-1994,美国芝加哥大学汉学教授)等。这些学者都是兼通梵、藏、华文的释教学者,是梵、藏、汉释教语文学研究的先驱。他们在钢和泰组建的“中印研究所”的旌旗下,形成了一个十分豪华的国际性的释教语文学学术团队。惋惜,这样高水准的国际性学术互助由于钢和泰于1937年英年早逝和抗战的更先,很快就成了绝唱。陈寅恪于1937年11月脱离北京,更先了多年于南方诸省流离失所的生涯,今后便再没有机遇专心从事梵、藏、汉释教语文学的研究事情,这实在是中国学术的一个悲剧。

毋庸讳言,陈寅恪并没有在钢和泰和他自己配合设计和开创的这条学术门路上继续前行,从来没有揭晓过他自己从事梵、藏、华文释教文本的对勘和对照研究的学术作品。他们于北京开创的这个梵、藏、汉释教语文学研究的传统,历久以来都没有在中国开花效果。中国学者近几十年来多有借助梵、藏、华文佛经的对照研究,来做中国古代音韵训诂类的研究,稀奇是借助这种方式来研究古代汉语音韵和语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以这种方式做释教语文学研究,研究佛学自己则十分少见。更好地实践并生长和实现了钢和泰、陈寅恪快要一百年前提出的这个学术理想的或是不久前英年早逝的现代更优异的释教语文学家(文献学家)之一、日本创价大学教授辛嶋静志(1957—2019)。辛嶋先生为释教语文学学术的一生,其更大成就就是通过对见于梵、汉、藏文释教经典中的大量释教语词的逐字逐句的对勘和比照研究,构建大乘佛典从印度、经西域到中国的形成和生长的历史,并对汉传释教经典的语言、看法和传统的确定和演变的历史历程提出了许多具有颠覆性的真知灼见。或可以说,只有辛嶋静志才是钢和泰、陈寅恪最梯己的学术知音和更具格的衣钵传人,他们之间的学术血脉关系逾越时空。

辛嶋静志着《佛典语言及传承》

如前所述,陈寅恪于《与妹书》中自称他并非稀奇注重“成效当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的汉藏语言对照研究,而对历史和释教研究更感兴趣。然而,从他早年的研究作品来看,他对历史和释教的研究实在从未脱离印藏释教学者所善于的文本语文学方式,对语言(术语)和文本的对照研究始终是他的学术研究的更大特色,凸显其作为语文学家的学术本色。与他同时受聘为清 *** 学院导师的赵元任(1892—1982)曾经在回忆陈寅恪的文章中说:“第二年到了清华,四个研究教授当中除了梁任公注重政治方面一点,其他王静安、寅恪跟我都喜欢搞音韵训诂之类问题。寅恪总说你不把基本的质料弄清楚,就急着要论微言大义,所得的结论照样不可靠的。”这也证实陈寅恪对释教的研究以语文学研究为起点,而不以对宗教义理和头脑的研究为重点。

陈寅恪于归国最初几年揭晓的学术论文基本上都是关于释教文本的,稀奇是敦煌新出土的华文释教文本的研究,其中有《大乘稻芉经随听疏跋》(1927)《有相夫人生天因缘曲跋》(1927)《童受喻鬘论梵文残本跋》(1927)《忏悔灭罪金灼烁经冥报传跋》(1928)《须达起精舍因缘曲跋》(1928)《敦煌本十诵比丘尼波罗提木叉跋》(1929)《大乘义章书后》(1930)《敦煌本维摩诘经文殊师利问疾品演义跋》(1930)《敦煌本唐翻对字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跋》(1930)《莲花色尼出家因缘跋》(1932)《西夏文佛母大孔雀明王经夏梵藏汉合璧校释序》(1932)《斯坦因Khara-Khoto所获西夏文大般若经残卷考》(1932)等等。由此可见,他最早揭晓的这些学术文章都是释教语文学研究的作品。

赵元任

上列这些文章大部分很短小,都是对昔时新见的敦煌和黑水城出土华文和西夏文释教文本的简朴先容和说明。内容大致有以下三个类型,一是同定这些新见的、残缺的敦煌释教文本,通过发现与这一文本响应的梵、藏文本,并借助外洋学者对它们所作的最新的整理和研究功效,来辨明它们的来源、传承和内容。其学术意义即在于通过对多语种文本的对照研究、对文本之形成靠山的剖析(语境化和历史化),来构建释教传承的历史。二是通过对某些特殊“词汇”“看法”之翻译、流播历程的追溯,来考察头脑、看法和习俗的流变。例如,他在《大乘义章书后》一文中剖析华文佛典中若何对“悉檀”Siddhaˉnta、“菩提”bodhi等词汇发生误解,以及华文中的“道”“法”“末伽”等词与梵文的Maˉrga一词的渊源关系等;又在《斯坦因Khara-Khoto所获西夏文大般若经残卷跋》一文中讨论西夏文语词“有情”“众生”和“无上”等词汇的来源,辨明它们与梵、藏、华文响应词汇的关系,试图从考察一个词汇(术语)的形成和流播出发构建一段头脑和看法的历史。三是对释教经典文本对于汉语文学作品的影响有稀奇独到的研究,如他在《敦煌本维摩诘经文殊师利问疾品演义跋》一文中以《维摩诘经文殊师利问疾品演义》中的详细事例来注释“由佛经演变之文学”的历程,即将“此篇与鸠摩罗什译维摩诘所说经原文互勘之,益可推见演义小说文体原始之形式,及其嬗变之流别,故为中国文学史绝佳资料”。陈寅恪对释教文献中的故事、母题和叙事的形成和撒播,和它们对中国文学作品从文体到内容的影响有许多十分精到的发现和研究,如他对《贤愚经》之成书的剖析、对《西游记》之孙行者、猪八戒、沙僧三个人物之原型的溯源、对华佗故事的探讨等等。

20世纪20年月初,Walter Benjamin(1892-1940)曾经这样说过:“我不将语文学界说为语言的科学或者历史,在它最深的层面,语文学是术语的历史(Geschichte der Terminologie)。”语文学众多的界说中有一种是“对言语(单词、词汇)的历史的研究”(the study of words historically),这与Benjamin所说的“语文学是术语的历史”有共通之处。他以为语文学的一个最独到的手段就是能从多种视角、多个层面,即从多种语言、文本、文化传统出发,来看待已往和历史。在这一点上,与其同时代的陈寅恪无疑是Benjamin更好的学术知音,他的前期学术作品都是从多语种文本、多元文化的视角出发,通过对一些释教词汇(术语)、看法、叙事的对照研究,来构建差异民族、宗教和文化之间互动和交流的历史。

Walter Benjamin

不管是梵文/印度学研究,照样佛学研究,在陈寅恪学术养成的谁人年月,从事的都是一种文本语文学(Textual Philology)的研究。换言之,所有梵文/印度学家和佛学家首先都应该是语文学家,他们的研究事情经常围绕着对一个详细文本的校读和译注而睁开。而这种来自欧陆的文本语文学学术传统无疑与中国学者们熟悉的传统学术方式相距甚远,或很难把它原封不动地引进中国,有需要对它做中国化的改变,以适应和改造中国的学术传统。陈寅恪于其整个学术生涯中都并没有做过一个梵文或者藏文释教文本的精校本一类的狭义语文学学术作品,但这并不解释他完全忽略了他曾历久浸淫其间的这种十分高精尖的文本语文学传统。相反,他比同时代的大部分中国学者更重视他所研究的汉语文本的版本和撒播的历史,也曾破费大量时间对他所研究的文本举行十分仔细的校读和考订。他将梵文/印度学传统中的精校文本的学术方式运用到了汉学研究领域,并把东方文本语文学的文本精校(Critical Edition)和文本指斥(Textual Critici *** )方式和中国传统的训诂、对勘和考证等方式连系在一起,在语文学这个层面上,将中西学术传统完善地整合到了一起。

按其门生蒋天枢的说法,陈寅恪“自归国任教清华后,逐渐开展对中译本佛经之研究,尤其在迁居清华西院三十六号后,用力尤勤。惜所校订有关佛经之书,今仅存《高僧传》一至四集及《弘明集》《广弘明集》各书而已”。“先生治学方式,用思之细密极于毫芒。虽沿袭清人治经途术,实汇中西治学方式而一之”。“先生于此书,时用密点、圈以识其要。书眉、行间,批注几满,细字密行,字细小处,几难辨识。就字迹、墨色观之,先后校读非只一二次,具见其用力之勤劬。而行间、书眉所注者,间杂有巴利文、梵文、藏文等,以参证古代译语,皆枢所不识,不敢赞一辞也”。

由此可见,陈寅恪校订华文释教文书的事情甚至超过了西方文本语文学中的“精校本”的制作,除了文本的厘定和语文、词语的校勘外,还加入大量注疏、史事考订和他自己的研究心得等内容,惋惜这些经他校订事后的汉语释教文本从未获得整理出书,有的或早已遗失,这是中国释教语文学学术的重大损失。显然,经心校读文本是陈寅恪治学之基本,他不只竭尽全力地校订汉语释教文献,而且对他所研究的文学和历史文献同样也是云云。听说他曾对《世说新语》做过异常细腻的校读和批注,稀奇是对其中与释教相关的内容做过很认真的文本研究。他还仔细地批注过《新五代史》,惋惜它们都已于1938年丢失。于流离失所南方诸省之际,陈寅恪还曾三度精校《新唐书》(1939年9月、1940年12月、1942年4月),他最为人称道的对唐史的精湛研究无疑就是确立在他对《新唐书》等文本的经心校读的基础之上。傅斯年说“史料即史学”“史学语学全不能分”,此即是说,历史研究的基础首先是对史料举行语境化和历史化的处置,把史料用语文学的方式准确处置好了,历史也就跃然于纸上了,以是,语文学家同时也就是历史学家。

蔡鸿生著《瞻仰陈寅恪》

陈寅恪第二次入柏林大学留学的近五年间,除了主修梵文、巴利文和印度学以外,他还同时于此接受了周全的中亚(西域)语文学的训练。这个时代正好是柏林之中亚语文学研究的黄金时代,由于德国的几回吐鲁番探险带回了大量梵文、藏文、古回鹘文、蒙文等中亚语文和华文文献,对它们的解读和研究给柏林的东方学、中亚语文学研究带来了亘古未有的勃勃生机。如前所述,陈寅恪的梵文、巴利文导师路德施教授携其门生林冶等专门从事吐鲁番出土梵文释教文献残本的研究,而著名的古回鹘文专家、德国民俗博物馆的研究员Friedrich W. K. Müller (1863-1930)则卖力整理吐鲁番出土的古代回鹘文释教文献,与他互助的另有著名突厥学家、中亚探险家Albert von Le coq(1860-1930)。与此同时,德国那时最著名的汉学家、柏林大学汉学教授Otto Franke(1863-1946)组织了一个专门解读清代四体碑刻的读书班,参加者有厥后成为Franke继续人的汉学家、蒙古学家、满学家海涅士(Erich Haenisch,1880-1966)教授和满学家Erich Hauer(1878-1936)教授等学者,他们划分卖力对清四体碑刻的蒙古文和满文的解读。而柏林更是那时欧洲藏学研究的一个重镇,陈寅恪在柏林大学留学时有一批著名的藏学家在柏林从事藏语文的教学和藏学研究。柏林大学第一位藏学教授August Hermann Francke(1870-1930)正是在陈寅恪留学柏林大学时代完成教授升等论文,渐次担任私人讲师和教授职位的。在他之前,在柏林大学教授藏语文的是宗教学教授Hermann Beckh(1875-1937)。而同时期在柏林从事藏学研究的藏学人人至少另有考古学家、印藏学家Albert Grünwedel(1856-1935),汉学家、释教学家雷兴,汉学家、语言学家西门华德(Walter Simon,1893-1981),藏学家、蒙古学家Johannes Schubert(1896-1976)等等,可谓群星璀璨。甚至连西欧最初解读了西夏文《法华经》的汉学家Anna Bernhardi(1868-1944)女士昔时也在柏林民俗博物馆事情。今天我们无法逐一确定陈寅恪是否和上述这些中亚语文学领域内的精英学者们都曾有过直接的学术联系,但可以一定那时柏林这种浓郁的中亚语文学学术气氛给陈寅恪的学术发展带来了伟大的影响。上述所有这些学者都是身怀多种特技,同时跨越了好几个学术领域的语文学家,故陈寅恪在柏林同时学习梵文、藏文、古回鹘文、蒙古文、满文和西夏文等多种语文,并最终成为跨越多个学术领域的中亚语文学家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陈寅恪于西方学习了许多种东方和中亚古代语文,也能够相对便利地行使那时新出土的和已被解读了的敦煌出土古藏文历史文书和新疆吐鲁番出土的梵文、古回鹘语文资料,以及新近被欧洲东方学家翻译、研究过的藏文和蒙古文历史文献等,再加上他对有关西域史地的华文历史资料原本就异常熟悉,故研究古代突厥、吐蕃、回鹘、蒙古、满洲等“塞表殊族之史事”,对他来说或是一种异常自然的学术选择。回国前,他急切地要求她妹妹为他购置“总价约万金”的图书资料,其中“最要者即 *** 文正续藏两部”“又蒙古满洲回文书,我皆欲得”。可见,除了释教研究之外,他对西域语文和历史研究,稀奇是 *** 、蒙古、满洲和 *** (突厥)的历史和宗教研究都曾有过很大的热情。在他归国的头几年,西域语文和历史显然也曾是他研究事情的重心之一。1930年起,他担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历史组的组长,介入部署所内之西域史地的研究计划;1931年,他“又兼任故宫博物院理事、清代档案委员会委员。得遍阅故宫满文老档”。陈寅恪为在现代中国开创藏学、蒙古学、突厥学、西夏学和满学等学术领域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伟大孝敬。

路德施

自1927年至1931年间,除了前述多种释教语文学研究作品外,他还揭晓了多篇研究西域语文和历史的学术文章,它们是《元代 *** 译名考》(1929)《灵州宁夏榆林三城译名考》(蒙古源流研究之一,1930)《吐蕃彝泰赞普名号年月考》(蒙古源流研究之二,1930)《彰所知论与蒙古源流》(蒙古源流研究之三,1931)《蒙古源流作者世系考》(蒙古源流研究之四,1931)《几何原本满文译本跋》(1931)等。上列这寥寥可数的几篇学术论文,险些就是迄今所见陈寅恪学术生涯中揭晓的研究中亚(西域)语文学的所有作品,但它们却是中国最早的、具有国际水准的现代 *** 学和蒙古学(蒙元史)研究的优异功效,它们不只开创了中国西域研究的新民风,而且也为中国传统汉学研究注入了“虏学”(西域学)的新养分。

陈寅恪并不是一名专业的藏学家、蒙古学家或者西夏学家、满学家。在谁人年月,一名专业的藏学家会选择从事梵、藏文释教文献的文本研究,或者会做敦煌、吐鲁番出土古藏文文献和吐蕃金石碑刻、简牍的翻译和解读事情;而蒙古学家则会专注于对诸如《元朝秘史》《蒙古源流》等古代蒙古文历史文献的 *** 、整理、翻译和研究事情。而陈寅恪没有直接做藏、蒙文文本译注的文本语文学研究,他所乐于从事的更多是属于语文学中的“文本指斥”(textual critici *** )或者“高等指斥”(higher critici *** )类的研究,确切地说是对这些文本的作者、来源、成书和撒播历程举行仔细的考证,并通过多语种文本的对照来弄清文本中泛起的种种名物制度的语言和历史涵义,以构建历史(history through textual critici *** )。他对清代汉译《蒙古源流》的研究就充实反映出他的这种学术特点。

故宫藏《蒙古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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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面看来,陈寅恪最善于的研究无非是对多语种文本纪录中的人名、氏族名、地名、职官名和年月,及其它们之间的嬗变关系的仔细考证,可正是这样的研究使他逾越了乾嘉诸老等传统中国学术人人于西域史地这个领域内所取得的学术成就,并使中国学者摆脱了因不通“虏学”而于西北舆地之学研究上所遭遇的伟大逆境。韩儒林曾经说过,对于蒙古学研究而言,波斯文、 *** 文文献异常主要,而中国的先辈学者“为时代所限,对 *** 史料不甚熟悉,本人又不能直接阅读西人叙述,所用外国质料全是从欧洲译本重译的 *** 史料。早期欧洲蒙古史学家,多不懂华文,不能互相比勘,译音用字纪律不严,人名地名随意音译,凭据这种水平不高的西方译本请人译成华文,自然是错上加错,效果贻误了我们的老先辈。”而陈寅恪将他于西欧所受的这一套中亚语文学训练十分完善地运用到了他对藏学和蒙古学的研究之中,为中国的西北舆地之学开创了兼通中西的现代学术新风。

克日,刘迎胜称“蒙元[史]研究是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所开创,吸纳了欧洲东方学元素,学人群起而相从的现代中国史学研究领域之一”,这当是他在重读陈寅恪揭晓于1929年的《元代 *** 译名考》一文之后得出的深刻体会。陈寅恪这篇文章讨论的是元末条记陶宗仪《辍耕录》中所载“ *** 八种”之名目。此前,钱大昕(1728—1804)、箭内亘(1875—1926)等中外着名学者都曾嫌疑此中既不见“ *** ”、也没有“南人”的所谓“ *** 八种”当属伪舛,而陈寅恪却以为其中必有待发之覆,故“今为考证当日 *** 之名,其译语本为何字,兼采近年外国成说,覆以蒙古旧史之文,以其界说之变迁及涵义之广狭,立一假定之说,以注释之”。他通过对《元史》《华夷译语》《元朝秘史》《蒙古源流》《拉施德书》(《史集》)《史贯》等那时代最主要的汉、蒙、波斯文历史文献中泛起的种种与汉、 *** 、汉军相关的名称举行仔细的排查、对照和剖析,大致弄清了“ *** 八种”之名目的来源和涵义,从而为人们熟悉宋、辽、金、元时代中国北方错综庞大的民族关系、明白那时之民族认同的庞大性子提供了伟大的辅助。正如他自己所总结的那样,“盖一时代之名词,有一时代之界说。其涵义之广狭,随政治社会之变迁而差异,往往伟大之纠纷伪谬,即因兹细故而起,此尤为治史学者所宜审慎也”。

陶宗仪著《辍耕录》

陈寅恪的另一篇与蒙元史研究相关的论文《灵州宁夏榆林三城译名考》同样是中亚语文学研究的一篇经典之作。地名,即地理位置和地理环境,对于历史和历史研究的主要意义自不待言,但“历史上往往有地名因其距离不远,事实相关,复经数种民族之语言辗转迻译,以致名称淆混,虽治史学之专家,亦不能不为其所误者,如蒙古源流之灵州宁夏榆林等地名,是其一例”。《蒙古源流》中泛起了Turmegei、Temegetu和Irghai等三个地理位置相近的地名,它们不只在《蒙古源流》的蒙、满、汉三种语言版本的对译中就已泛起杂乱,而且,在《元朝秘史》《拉施德书》《圣武亲征录》《马可波罗游记》和《元史》等那时代种种文字的历史文献中,它们以差异语言和差异形式的名称泛起,先辈学人如《蒙古源流》的辑校者和德文译者施密德(Isaac Jacob Schmidt,1779-1847)、《圣武亲征录》的校注者王国维、《马可波罗游记》的编注者亨利玉儿(Sir Henry Yule,1820-1889),另有《蒙兀儿史记》的作者屠寄(1856—1921)、《多桑蒙古史》的作者多桑(Abraham Constantin Mouradgea d’Ohsson,1779-1851)等人对这些地名的认知各有各的说法,也各有各的错误。在谁人年月,经常汉学家不懂蒙古文、波斯文,而蒙古学家则不懂华文,故对这些名称的译写和确认都不得要领。陈寅恪通过对以上这些文本中泛起的这些地名及其与它们相关的历史事件的仔细比照和考证,最后考定其种种差异的译名,确认Turgegei即灵州、Termegetu是榆林、Irgai为宁夏。

需要强调说明的是,像注释《辍耕录》中泛起的含有多个非汉语名称的“ *** 八种”之名目,和确定有蒙、满、汉三种语言文本的《蒙古源流》中泛起的这三个地名之确切地望一类的问题,若以乾嘉旧学的方式是没有办法解决的,它不能仅仅依赖华文文献,而必须借助蒙元时代的蒙古语和波斯文文献,并用对照语言学的方式,对这些差异语种的文本中泛起的相关名称举行仔细的对比研究,刚刚能够使它们逐一名从主人。而每一个名称之演变的背后,都有着一段曲折的历史,若能把这些名称放回到它们现实所处的谁人时代的历史中去考察,对其转变中的历史涵义做出相符时代的界说,则将有助于揭破这一段政治和社会生长的历史。傅斯年主张历史研究要“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器械”,还要“以汉还汉、以唐还唐”,这种语文学家和历史学家必须具备的学术精神在陈寅恪这篇文章中获得了完善的体现。

傅斯年

能将一个研究“ *** ”的问题,和研究元代与西夏相关的几个地名的研究,放在云云广漠的多民族、多语种的历史靠山中来考察,能把一个或是汉学和蒙古学的问题放进一个云云国际化的多元和高端的学术环境中来举行对话,这在近百年之后的今天依然照样我们起劲中的一个学术偏向,以是,说陈寅恪是现代中国蒙元史研究的学术开创者是恰如其分的。他既熟悉器械方蒙古学、蒙古史研究的最新成就,又能直接行使蒙古文、波斯文文献来研究蒙元史,远远逾越了洪钧(1839—1893,《元史译文证补》)、柯劭忞(1848—1933,《新元史》)、屠寄(1856—1921,《蒙兀儿史记》)、王国维(1877—1927,《圣武亲征录校注》)等先辈中国学者于这一领域的研究成就。只管陈寅恪关于蒙元史研究的叙述不多,但就其学术方式和水准而言,或都可与天下汉学第一人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作对照,也与同样兼擅蒙古学、满学的德国汉学教授海涅士相好像,后者或可能就是陈寅恪在柏林时的蒙文和满文先生。

伯希和

只管陈寅恪从来不是一位职业的藏学家、藏学教授,但他同样可以被以为是现代中国藏学研究的开创者。1925年,德国柏林大学任命August Hermann Francke为该校历史上第一任藏学教授,统一年,或曾随其学过藏文的陈寅恪脱离了柏林大学,他被清 *** 学院聘为导师,他或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可以称得上是现代藏学家的大学教授。

通常,我们乐于将于道泉(1901—1992)誉为现代中国藏学研究的开创者。与陈寅恪相比,于道泉或是一位更职业的藏学家,他曾为新中国藏学研究的形成和生长做出伟大孝敬。然则,于先生对中国藏学研究做出的主要孝敬,当是他于20世纪50年月初在中央民族学院确立起了中国大学中第一个从事 *** 语文教学的学术机构,并培育出了新中国第一批藏学研究的焦点人才。而当陈寅恪揭晓《大乘稻芉经随听疏跋》《吐蕃彝泰赞普名号年月考》《彰所知论与蒙古源流》等学术文章时,于道泉还正在雍和宫追随喇嘛们学习藏语文。于道泉也可算是陈寅恪的门生,他曾随钢和泰、陈寅恪一起学习梵语文、对勘《大宝积经》,厥后他也是在陈寅恪的推荐下进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担任助理研究员,并在他指导下专门从事藏学研究的。无疑,陈寅恪远早于于道泉接受了现代藏学的学术训练,并率先揭晓了具有国际一流学术水准的藏学论文,于中国学界开了现代藏学研究之先河。

于道泉

《大乘稻芉经随听疏跋》应该是陈寅恪正式揭晓的第一篇学术论文,那时他已经37岁。这篇论文不只标志着他厚积薄发的学术著述生涯的更先,而且它在藏学研究史上也具有里程碑的意义。那时敦煌出土古藏文释教文献研究尚处于草创阶段,陈寅恪在伯希和、羽田亨(1882—1955)和石滨纯太郎(1888—1968)等人前期研究的基础上,确认了不见于汉地释教载记的吐蕃译师法成的身份、流动年月及其主要译著,还在《 *** 文大藏经》中进一步确认了法成所译的唐玄奘门生圆测造《解深密经疏》之藏文译本,并探讨了法成造《大乘稻芉经随听疏》于藏文佛典中的可能的文本源头,提出“今日所见中文经论注疏凡号为法成所撰集者,实皆译自藏文”的看法。陈寅恪最后指出“夫成公之于吐蕃,亦犹慈恩之于震旦”,“同为相同器械学术,一代文化所托命之人”。这样精彩的断语,今天听来依然振聋发聩,而近百年来天下敦煌古藏文释教文献研究的功效充实证实陈寅恪昔时言之有理,他的远见卓识迄今依然令人钦佩。

圆测像

陈寅恪另外与藏学研究相关的论著是他专门研究《蒙古源流》系列论文中的两篇。《蒙古源流》自清代被译成满文和华文后,一直是研究蒙古历史,稀奇是蒙藏关系史的主要文献。然则,对于不能同时行使其蒙、满、汉三种语文的版本的学者来说,要读懂和行使这部历史资料照样有很大的难题的,由于《蒙古源流》多采藏文历史著作中的资料,经由多种文字的传译之后,其中泛起的种种名称都有许多讹误,难以辨明和解读。陈寅恪显然曾经有一个将蒙文《蒙古源流》与清代的满文、华文译本举行对照研究的远大计划,他要对读这三种文字的文本,并参照那时施密德的蒙文校译本和德文译本,并借助藏文历史文本的译著本,来校勘《蒙古源流》种种文本泛起的“千年旧史之误书,异地译音之伪读”,以还其历史的原本面目。

陈寅恪研究《蒙古源流》率先做的一个问题是对书中所见吐蕃赞普名号和年月纪录的校勘。由于《蒙古源流》对于吐蕃赞普之名号、年月和历史的纪录都辗转传自吐蕃古史,原本多有舛误,待翻译成满文、华文时,则又增添更多的错误,是故“综校诸书所载名号年月既多伪误,又复互相违异,无所适从”,于是,陈寅恪便将它们与新、旧《唐书》等华文史籍中所载吐蕃赞普资料举行比照,复引那时已经德国释教和 *** 学者Emil Schlagintweit(1835-1904)刊布和翻译的《吐蕃王统记》(《拉达克王统记》),即所谓“藏文嘉喇卜经Rgyal rabs者”中有关吐蕃赞普王统的纪录,来理清吐蕃赞普之名号和年月,依次校正蒙、满、华文本《蒙古源流》之种种错漏。尤其难得的是,陈寅恪行使了北大所藏缪氏艺风堂“ *** 长庆唐蕃会盟碑”拓本,于其碑阴吐蕃文(藏文)列赞普名号中找见了与华文古籍中所称“吐蕃彝泰赞普”响应的吐蕃赞普的藏文名号Khri gtsug lde brtsan,即《新唐书》中的“可黎可足”,与其年号“彝泰”响应的藏文为skyid rtag,于是,由于古今差异语种文本辗转传译而造成的有关吐蕃赞普名号和年月的种种违误和争议便迎刃而解了,《蒙古源流》所载吐蕃赞普的历史今后酿成了有确切名号和年月依据的信史。

唐蕃会盟碑拓本(局部)

陈寅恪《彰所知论与蒙古源流》一文,则以元帝师八思巴造《彰所知论》“与蒙古民族以历史之新看法及方式,其影响至深且久”为起点,认定《蒙古源流》“其书之基本看法及体例文体,实取之于《彰所知论》”。他的这篇文章即通过对以《蒙古源流》为代表的蒙古旧史,若何受到《彰所知论》的影响,遂于蒙古族族源“与其原本近于夫余鲜卑等民族之感生说,及其所受于高车突厥诸民族之神话”之上,“更增建天竺吐蕃二重新修建,接纳并行自力之质料,列为直贯一系之事迹。换言之,即糅合数民族之神话,以为一民族之历史”。陈寅恪通过对《彰所知论》和《蒙古源流》的对照研究,考察了 *** 历史叙事传统对蒙古著史传统所发生的深刻影响,乐成地理清了蒙古人若何层累地建构其祖先和民族历史的历程。与此同时,他还借助藏文《吐蕃王统记》的纪录,对《彰所知论》(汉译本)和《蒙古源流》中所列吐蕃赞普及蒙古王族之名号逐一做了校正,对《吐蕃彝泰赞普名号年月考》一 *** 了更进一步的弥补。

像这样类型和水准的藏学研究在那时的中国学界是绝无仅有的,这种能将汉、藏、蒙、满语文宗教和历史文本研究熔于一炉、以小见大的藏学、蒙古学研究,于那时的中国生怕只有陈寅恪一个人才能够做获得。值得一提的是,陈寅恪上述几篇与藏学相关的学术文章所讨论的问题的起点实在是汉学或者蒙古学研究,像考定吐蕃彝泰赞普的名号和年月,校勘蒙、满、华文本《蒙古源流》中赞普名号等,其学术意义更在于它们解决了汉学和蒙古学的难题。以是,陈寅恪所做的这种类型的藏学、蒙古学研究,都与汉学研究相关,或更应该归类于中亚语文学(“虏学”)的范围。这样的研究对学者的语文能力和语文学水准比对单独从事专业的藏学或者蒙古学的学者们有更高的要求。这样的研究在外洋汉学家中也只有像伯希和、海涅士这样兼通多种中亚(西域)语文的学者才能把它做好,而陈寅恪是少数几位可以和伯希和、海涅士比肩的兼擅汉学和中亚语文学的卓越学者。

海涅士

令人遗憾的是,陈寅恪似乎很快就不再涉足中亚(西域)语文学的研究了,稀奇是进入20世纪40年月后,他很少再做有关西域诸民族语文和史地的研究,自称“凡塞表殊族之史事,不复敢上下议论于其间”。究其原因或有许多,其中之一当如其所谓:“寅恪生平治学,不敢逐队随人,而为牛后。”他昔时从事中亚语文学研究时的学术参照和对话工具,都是那时天下最一流的学术人物和他们的一流研究功效,如荷兰蒙古学家、藏学家Isaac Jacob Schmidt,德国藏学家、释教学者Emil Schlagintweit,德国古回鹘语文研究专家Friedrich W. K. Müller,日本西域、“满蒙”研究专家白鸟库吉、箭内亘,俄国突厥学、蒙古学家Vasily Barthold,德国梵文/印度学家路德施,法国汉学、中亚语文学家伯希和等人。陈寅恪所撰写的有关多语种释教文献和西域史地的研究文章许多都与回应、弥补或者校勘前线这些天下一流学者们的相关著述有关。而这样的学术条件,在他归国多年之后已不复存在,他不只再难实时获得西方最新公布的学术资料和学术著作,而且就连原来在欧洲时购集的西文学术著作也已经丢失了不少,故从来不甘为牛后的陈寅恪也许只好放弃他曾用力最多的对敦煌出土多语种释教文献和西域史地的研究。

陈寅恪著《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

虽然陈寅恪自己于20世纪40年月初更先已不再专门从事蒙古、 *** 、西夏研究了,但他作为中国现代西域语文学研究的开创者,已经对现代中国的 *** 学、蒙古学、西夏学和释教语文学研究的形成和生长作出了无可替换的主要孝敬。而且,值得庆幸的是,他所开创的这几个西域语文学研究领域于中国亦已后继有人,一度泛起了相当喜人的提高。中国新一代卓越的语文学、历史学学者如韩儒林、王静如和林藜光等人,也都曾步陈寅恪之后尘;在西方,稀奇是在巴黎,亲随伯希和等优异的中亚语文学家接受了很严酷的语文学训练,他们自20世纪30年月中后期更先陆续揭晓的一系列研究功效,显然比陈寅恪上述学术论文更专业、成熟和细腻,很快就逾越了陈寅恪在这些领域的学术成就。

中国学者中直接继续和生长了陈寅恪的蒙古学(蒙元史)、藏学和突厥学研究传统的是中国蒙元史学术人人、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韩儒林(1903—1983)。韩先生曾是伯希和的入室门生,随伯希和接受了中亚语文学的训练,并亦曾在陈寅恪留学过的柏林大学亚洲研究院深造。1936年学成归国后,他即成为继陈寅恪之后中国现代蒙元史研究最主要的开创者,他将以“审音勘同”为特色的历史语言学方式运用于对中国西北民族史地的研究,他于这一领域取得的精彩成就逾越了陈寅恪。例如,他揭晓于1940年的《成吉思汗十三翼考》和《蒙古氏族札记二则》等文章从学术选题到史学方式上,都与陈寅恪的《元代 *** 译名考》和《灵州宁夏榆林三城译名考》等文章有显著的共性,但显然更专业、更深入。同样,在藏学研究领域,韩儒林也继续和发扬了陈寅恪所开创的学术民风,他的《吐蕃之王族与宦族》一文与陈寅恪研究吐蕃赞普名号的学术方式一脉相承,是陈寅恪《吐蕃彝泰赞普名号年月考》揭晓十年之后,最能代表中国藏学研究成就的优异作品。另有,韩儒林于1936年完成的《突厥文阙特勤碑译注》《突厥文芘伽可汗碑译注》《突厥文日欲谷碑译文》等三篇文章,也是最早专业地将西方突厥学研究功效先容给中国学术偕行们的主要著作。

韩儒林著《穹庐集——元史及西北民族史研究》

如前所述,陈寅恪曾于柏林更先学习西夏文,但自称“于西夏文未能通解”,然则他在回国后于中国更先提倡了现代西夏语文研究。严酷说来,他所做的西夏学研究都是与他曾经指导过的清 *** 学研究院学生王静如(1903—1990)互助研究的功效。他们师徒曾经一起尝试读解西夏文释教文本,并互助编写见藏于中国的西夏文文献目录。只管陈寅恪自己厥后未能像他原先设想的那样,在西夏语文和历史研究这一领域内有更多的耕作和收获,但王静如却成了谁人时代天下最卓越的西夏学家之一,更是中国“使西夏研究直上科学门路的首创者”。1932年至1933年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书了王静如编著的《西夏研究》一至三辑,奠基了他于国际西夏学研究领域的学术领先地位。1933年,王静如赴欧洲留学,也曾受业于伯希和等西方汉学和中亚语文学人人。1936年,王静如即以他的三卷本《西夏研究》获得了被人称为天下汉学研究之诺贝尔奖的儒莲奖,他于西夏研究领域所取得的优异功效获得了国际学术偕行们的认可。同样,于梵文和释教语文学领域,进入20世纪40年月后陈寅恪也再没有新的著作问世,然而他所开创的事业并没有中止。曾为钢和泰门生于汉印研究所学习、事情多年的林藜光,于1933年赴法国深造,历久从事《诸法集要经》(《正法念处经》)之梵、藏、华文本的对勘、校订、翻译和注释事情,先后出书了《诸法集要经研究》四卷,成为这一领域内的经典著作。林藜光于释教语文学领域的学术成就和国际影响力无疑逾越了包罗陈寅恪在内的任何现代中国学术偕行们的著作。

王静如著《王静如文集》

最后,或有需要指出的是,只管陈寅恪是群星璀璨的现代中国人文学术史上最耀眼的一位伟人,是中国现代学术的一名超级英雄,而且,迄今为止他依然照样最受众人膜拜和难以逾越的学术偶像;然则,毋庸讳言,陈寅恪的学术影响力基本只局限于中国,他并不是一位天下性的学术大师。陈寅恪于现代中国学术之最伟大的孝敬之一在于他把西方中亚(西域)语文学的学术方式和功效引进了中国,使得汉学或者说中国传统的人文学术得以进入一个更大、更广漠的学术空间,酿成一个加倍专业、规范和现代的学科,并真正成为天下学术的有机组成部分。只管陈寅恪是一位优异的中亚语文学家,可他所从事的学术研究主要以汉学和对华文文献的研究为中央,在学术气概上和他同时代大部分专业的西方中亚语文学学术偕行们有显著的差异,故很难举行直接的学术对话和对它们做公正的学术对照。而且,陈寅恪从来没有用华文以外的文字揭晓过任何有关释教和西域语文学研究的作品。

与陈寅恪同时代的那些西方中亚语文学学术人人,绝大部分都是专精于某一个学术领域的文本语文学权威,如路德施、钢和泰、林冶是印度学、印藏释教语文的专家,以整理和解读梵文、藏文释教文献为毕生的志业,而Friedrich W. K. Müller则是解读吐鲁番出土古回鹘文释教文献的开创者和绝对权威,同样以文本语文学的卓越成就著称。于陈寅恪活跃的谁人时代,欧洲各国都泛起了不少顶级的藏学家,除了或曾是陈寅恪藏文先生的August Hermann Franke以外,另有如英国的F. W. Thomas (1867-1956)、法国的Jacques Bacot (1877-1965)、Marcelle Lalou (1890-1967)和意大利的Giuseppe Tucci (1894-1984)等人,他们无疑都是比陈寅恪更专业的 *** 语文学家,其学术事业以整理、解读新疆和敦煌出土古藏文文献和研究藏传释教文献、历史和艺术为主。由于陈寅恪基本没有从事过直接对梵文、藏文、蒙古文、满文等西域语文文献的整理、精校和研究事情,以是,上述这些中亚语文学人人的学术成就和他的优异的学术作品没有很大的和直接的可比性。与陈寅恪的学术路径最为靠近的应该是西方那些同样对中亚语文学有极大兴趣的汉学人人们,如德国的海涅士、雷兴(战后成为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东方语言系的教授)和法国的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1894-1979)等等,他们都曾与陈寅恪有过相对慎密的学术联系。若以纯粹的传统汉学而言,信赖陈寅恪的学术水准当都在这几位学术人人之上,然若从“虏学”的角度来评判,则他们的西域语文学水准或也都胜于陈寅恪。海涅士虽然是一名汉学教授,但他同时也是一位卓越的蒙古学和满学研究专家,其卓越的学术成就显示在他对《蒙古秘史》的研究、满语文法的构建和满文历史文献的 *** 和整理等方面;而雷兴虽然也是一位汉学教授,但他对藏学、蒙古学,稀奇是藏传释教的研究也曾是他谁人时代的佼佼者,他的经典作品是对雍和宫的藏学、佛学和释教图像学研究,以及他对藏传释教格鲁派祖师宗喀巴大师的门生克主杰所造《密宗道次第论》的翻译和注释。此外,他甚至还编写、出书了一部蒙古文—英文字典。而戴密微的传世之作是《吐蕃僧诤记》,他是天下上第一位行使敦煌出土华文释教文献对藏传释教史上一个十分主要的历史事件——“吐蕃僧诤”做出了精湛研究的汉学人人和释教学者,对藏学和藏传释教研究的提高有着十分主要的推动作用。

戴密微

固然,陈寅恪所走的将汉学和中亚语文学慎密连系在一起的学术门路,显然与被公以为是天下汉学第一人的伯希和最为相像。伯希和虽以汉学大师名世,但他于法兰西学院之教授讲席则被名为“中亚语言、历史和考古”,此即是说,伯希和于中亚语文学领域的学术成就丝毫不逊色于他的汉学研究。美国著名汉学家薛爱华(Edward H. Schafer,1913-1991)教授曾经对伯希和之汉学研究的伟大和卓越做过如下的总结,他说伯希和的学术“方式的一个典型特色是,追随雷慕沙的楷模,充实挖掘和行使大量差异种的东方语言文献,包罗属于闪含语、印度伊朗语、阿尔泰语和汉语等差异语系的许多种语言。他有能力以一种史无前例的水平到达了对早期汉语文献的完全的明白,这些文献都水平不等地带上了受亚洲其他高等文化的语言和文献影响的烙印。他不把中国看成是一种自我封锁的、被伶仃的文明,而是一种在整个亚洲的语境中形成的文明”。“伯希和的著作另有另一个特点,就是他对书目文献(bibliography,版本目录学)的十分仔细和一丝不苟的态度,这在欧洲文化的人文研究中是习以为常的事情,而在东方研究、尤其是汉学研究中却是很少见的。在他之前,一部华文古籍的任何版本,哪怕是一部千年古书的劣质的木活字刻印本,其中充满了讹误和脱衍,都会被大部分研究者不加指斥[校勘]地行使。伯希和为华文资料的研究引进了一种有理有据的精确性,使得那种粗枝大叶的票友性子的学术遭人唾弃”。

本文作者著《大元史与新清史 : 以元代和清代 *** 和藏传释教研究为中央》

简朴说来,伯希和更大的学术孝敬就是依附他精彩的语文能力,借助汉语以外的器械方种种差异语种的文献资料,彻底明白和读懂古代华文文献,并由此而把汉学研究放在整个亚洲文明,甚至整个天下文明的语境中举行考察和研究,今后使汉学成为天下学术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与此同时,伯希和还将欧洲现代人文学术的科学、理性的语文学学术方式、规范和质量,更大水平地运用到汉学研究的实践之中,使汉学成为一门可与欧洲其他人文学术研究领域并驾齐驱的现代人文学科。只管在以上这两个方面,陈寅恪的学术或都略逊色于伯希和,但陈寅恪的学术实践和成就对于中国现代人文科学之形成和生长所做出的学术孝敬,却完全可以与伯希和对于汉学的提高和汉学的天下化所做出的伟大孝敬相媲美。

(原文载于《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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